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讀汪曾祺

來源:北京日報

時間:2019-11-13

  說是“讀”,其實最初的緣起卻是“聽”。大約上小學時,應為高年級,哪一級已然記不起,總歸距不再是小學生不遠了。春天的某個星期日的午后,功課做完,便是消閑時刻,打開廣播,“小喇叭”尚未開始。有一搭無一搭地聽著,不多時,輪換至某一檔小說節目。此小說,非長篇,而是短短的那類,一小時內可聽兩三篇。這一日,念的也非一篇,但如今的記憶里,猶存的是那個“詹大胖子”。這四字,不知怎的,對尚是孩童的我印刻下如此深的痕跡。或是故事里那胖嘟嘟的“一走一哆嗦”的肥肥模樣發人聯想;或此四字音節頓挫,口齒含聲(許久之后想,第一字平聲,第二、三字仄聲,末尾一字輕聲,確是暗符音律)。

  詹大胖子的故事很淡,念故事的聲音也淡,世態的煙云似乎連綿一片,稚童感知著這小說的別致。一個小學校的胖胖的齋夫,怎么叮當、叮當、叮當地搖鈴,怎么拿大剪子剪冬青樹,怎么生爐子燒開水,又怎么偷沒聲賣花生糖芝麻糖給學生,時間如流水樣過去。這樣平凡庸常的齋夫,卻維護了小學一位女教師的名譽,實在是不太平凡的事情。再后來,小學校長死了,女教師死了,詹大胖子也死了,“這城里很多人都死了”。

  這故事,發生在小學里,與其時十歲出頭的我是易相通的,雖然“齋夫”“幼稚園”“縣立第五小學”等詞的出現,使我意識到故事似發生在另一時代,但小學校的日常生態、人物的微妙心理,卻是與現在沒多大相異的。我第一次曉得眼前的生活揉入文字中也可生出一種美感,還有小小年紀體會出的哀傷,很淡的,不是生離死別,僅僅時光遠去。

  那一刻,不會知道“汪曾祺”這個名字,廣播里自然會提起小說的作者,不過小孩子是記不得的。只因故事印在腦里,以及“詹大胖子”這四字不再忘記,待得成年后翻汪氏小說集時,便恍然了。

  過眼且記住汪曾祺之名,并未過多久,不過和“詹大胖子”沒什么關系。中學階段,找來一本小說,有許多篇,有許多作家,每人一篇,似是那種年度小說選編一類。厚厚的一冊,在手里放了幾年,先是自頭至尾讀,后擇取喜歡的反復讀。但幾年看下來,仍能重讀的,就剩下一篇《異秉》,中學生不懂得什么小說批評或美學,或許重讀就是樸素之極的標準。那些人和事,那些對市井生意的細細描畫(王二怎樣賣蒲包肉、牛肉、豬頭肉,藥店怎樣碾藥、切澤瀉狀如銅錢、裁一沓一沓白粉連紙為方塊,閑人們談煙分水、旱、鼻、雅、潮五種),及各態人物的心理,在一個十幾歲的學生看來,實是有趣的,以致自己也要去悄悄試試能否大小解分開來。

  轉眼間,到了大學時代,從圖書館借書成為易事,也便得以讀汪曾祺了。借來汪集,重逢《異秉》,讀了許多新的,又意外地遭遇“詹大胖子”,終于鬧清小時聽來故事的出處了,從紙面上讀它一次,親切。時日久矣,記不得借的都是哪些版本,惟有一冊《汪曾祺短篇小說選》未忘,藍色封面,排排睡蓮,素樸清淡。再后來,知曉這一版本乃汪曾祺新時期出的第一本書,意義可謂大,里面多數小說是新寫的,但也收入一九四〇年代《邂逅集》與一九六〇年代《羊舍的夜晚》中的一些篇。

  自己買的第一種集子,是《榆樹村雜記》。一次拜訪友人回返,見路邊一小書店,便入內看,得此書。此前未讀過汪的散文,如今初識,從《七十述懷》《隨遇而安》《自得其樂》《多年父子成兄弟》,知道了汪曾祺的早年身世以及被劃為右派流放張家口沙嶺子的事,略有些了解他為何能寫出《異秉》這樣的作品來。極感興趣的,是《八仙》《水母》《城隍·土地·灶王爺》《故鄉的野菜》《食豆飲水齋閑筆》《肉食者不鄙》這些文章,民俗與飲食,歸根結底均為小民的生活之輻射。讀散文,多了對汪曾祺的一層了解,不過勿論散文、小說,其精神并無二致。

  那些時,生活未得安定,動蕩漂泊,沒買多少書,手里汪曾祺的書亦少。汪老去世時,我買了一冊《菰蒲深處》帶在身邊,紅紅的封皮,上首有小船和魚鷹,下首有大人、孩子及一條狗,翻一翻,是幾年前出的,初版,不過印了四千冊。這本書陪我走了許多地方,經歷了許多時光,人憑藉書存在,書亦有生命了。讀之不足,便拿起筆來抄寫它,陸陸續續,有幾萬字吧。選取的,多為風俗畫之描繪部分,如“陶虎臣從來沒有做過這么大的焰火生意。……”之后那么些關于陰城的焰火表演,及賣牛肉高粱酒的、賣回鹵豆腐干的、賣五香花生米的、賣芝麻灌香糖的、賣煮荸薺的小生意,直到“人們摸摸板凳,才知道:呀,露水下來了”。又如葉三怎樣賣果子,“立春前后,賣青蘿卜。‘棒打蘿卜’,摔在地下就裂開了。杏子、桃子下來時賣雞蛋大的香白杏,白得像一團雪,只嘴兒以下有一根紅線的‘一線紅’蜜桃。再下來是櫻桃,紅的像珊瑚,白的像瑪瑙。端午前后,枇杷。夏天賣瓜。七八月賣河鮮:鮮菱、雞頭、蓮蓬、花下藕。賣馬牙棗、賣葡萄。重陽近了,賣梨:河間府的鴨梨、萊陽的半斤酥……”等等。隨著筆在紙上的滑動,心也慢慢靜了下來。

  后來,人不再移來動去,如植物樣可以扎下根須,置辦書的閑心便有了。覓來一些初版本,如《草花集》《晚飯花集》《逝水》《晚翠文談》《塔上隨筆》《汪曾祺小品》《獨坐小品》等,但也不是非此不可,如初版《蒲橋集》有些昂貴,有重印本替代也就可以了。經眼一些本子,感覺汪曾祺生前出的集子,有許多的裝幀設計不太講究,封面封底的樣子馬虎,且有的內文版式也是粗糙,雙目注視之,實在不諧,配不上那些灑脫的文章。想想汪曾祺對出自己的文論集讓出版社賠錢表示歉意,也是一嘆。

  讀序跋是我的一個愛好,汪曾祺所寫自然要細讀。大致說來,他的自序寫得很好,有情致,但為他人寫的序,我是遺憾的。汪曾祺寫序,并非像苦雨翁為他人作序乃跑題文章(他將序跋發展為一種為己所用的獨立文體,汪曾祺未做到這一點),自說自話不太管原書,汪的序是扣題的,表明他細讀過這些書。我的遺憾是,這得花多少時間,耽誤汪老之生花妙筆寫自己的文章。無可無不可的文字,汪曾祺寫得不算少,若再想想老人的創作黃金期開啟如此之晚,且戛然止于一九九七年,那我們不禁為他未免有些浪費的時間感到痛惜。不過,汪曾祺之為汪曾祺,或許就在其隨意的心態,沒把自己太當回事,心態連接著文章,才是我們看到的文采風流吧。

  有時,也會想廢名、沈從文、汪曾祺這三人,他們有相似處,卻又多么不同。在文學風格上,廢名是開創者,沈從文深受其影響,而汪曾祺作為沈從文的受業弟子,有著老師的浸染,同時亦有來自廢名的印痕;廢名是晦澀的,沈從文明朗了許多,開闊了許多,到了汪曾祺這里,提煉出愈加平易的文學語言,寫出可為更多讀者接受的小說與散文來,這一脈的發展是耐人琢磨的。而三人的性格與遭際,也是令人嘆息的。廢名自《莫須有先生傳》后,慢慢放棄小說寫作,重心除詩歌外,開始著重以散文來表示自己的見解,以《世界日報·明珠》時期為最緊要,文章多且好,可惜不久戰爭爆發,中止了其發展,待戰爭結束,發表的少量文章亦好,但時間緊促,不再等人。沈從文的遭遇眾所周知,不必多言,而歸其原因,不過是他鄉下人的倔脾氣,遇事總忍不住,要出來抱打不平,說說話。學生汪曾祺在上海遇見巴金,巴金要他轉告老師沈從文,好好寫小說,不要老去批評這批評那,惹事。但沈從文若能忍住,或就不是沈從文了。汪曾祺和老師關系甚好,性情卻不同,沈從文倔強,汪曾祺隨和,沈從文到處放炮,汪曾祺謹小慎微,但即便如此,汪仍沒逃脫補劃右派的命運。不過他隨遇而安的心態,使他能夠度過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時代;而汪曾祺亦是有“頑固”之處的,即其文化及審美趣味,他始終未脫離時代,甚至長期在“風暴眼”中生存,卻十分奇異地與時代話語、趣味似隔著一層油紙,說歸說,做歸做,但不被其浸染。這也是新時期后,汪曾祺重接續一九四〇年代寫作的緣由。汪曾祺的隨和中之“頑固”,是迷人的。(遆存磊)

原文鏈接:http://bjrb.bjd.com.cn/html/2019-11/08/content_12427874.htm

(責任編輯:桑愛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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